我记得初中历史课上，老师兴致勃勃地讲述尼克松访华的故事。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毛主席尽管身体不适，却依旧亲自接见，尼克松还参观了故宫，游览了长城，拜访了十三陵，泛舟西湖，宴会上更是豪饮着年份茅台。

　　为了表达中国的诚意，我们同意赠送一对大熊猫给美国，听到这一条消息，尼克松的夫人笑得如同春天里的花朵一样灿烂。

　　在此之后，中美双方一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时的我不禁思索，既然双方已经如此亲密，为啥不干脆当场建交呢？为何要等到1979年？

　　后来我才明白，实际上在1972到1979年之间，中美两国在谈判桌上从未停止过博弈，至少经历了十几轮的交锋。虽然这些并没有在教科书或者新闻中普遍报道，但尼克松要求赔偿1.96亿美元就是这里面一个重要议题。

　　这让我好奇，为什么尼克松会提出如此高额的赔偿要求呢？这看似匪夷所思，毕竟红色中国何时向美帝欠过钱？若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还得从朝鲜战争谈起。

　　美国在1950年12月16日宣布冻结中国在美的所有资产。中国立即采取了反制措施，12天后周恩来批准冻结美国在华的资产。与此同时，中国也通过种种方式尽量将被冻结的资产转移，避免进一步损失。

　　美国方面也不甘示弱，很多被冻结资产的个人和机构纷纷向美国政府提起了对中国的索赔诉讼。

　　到了1954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国外赔偿清算委员会，负责清算美国人在海外被扣押资产的问题。

　　到了1966年，美国开始统计那些在中国被没收的资产，最后认定共有381项私人索赔，总价值大约为1.96亿美元。

　　有趣的是，连美国扣押的中国资产也被算在内。虽然他们的统计方法很粗略，大概值8000万美元，但从1950年开始，中国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把一部分资产抢了回来，这中间还包括从第三国银行取出的1700万美元存款。而美国实际能控制的资金只有大约4000万美元。

　　所以，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美国便借着双方关系逐渐回暖的契机，通过驻法国的大使馆向中国提出了1.96亿美元的索赔要求，这也是赔偿要求的由来。

　　美国向中国提交私人索赔清单后，中国立即组建了一个由外交部主导的资产清查小组。虽然小组核查了大部分资料，但由于文革的影响，工作没能继续下去。

　　第一次是在1973年2月，基辛格与周恩来商定了一个初步方案：中方同意将被冻结的中国资产交由美国政府处理，用以赔偿美国的私人索赔者。换句话说，既然美国要求赔偿，那么我们中国就放弃这部分被冻结的资产，用来弥补美国的诉求。

　　有些人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有些吃亏，美国提出的近2亿美元赔偿，结果却只赔偿了几千万，但这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吃亏。实际上，所有涉及政权更替的资产赔偿几乎都没有100%的兑付，尤其是那些长期敌对的国家之间，索赔和拒赔常常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大的方向已经确定，双方就用中方被冻结的资产抵消美方的索赔。可在一些细节上，双方仍有分歧，这也为基辛格的第二次访问埋下了伏笔。

　　同年11月，基辛格以国务卿身份再一次访问中国，围绕三点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

　　第一个问题看似是小事，但其实关乎双方的尊严。美方在协议中表示，被冻结的中国资产不单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财产，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定国民或特别指定国民”的资产。

　　“指定国民”这一表述来源于朝鲜战争后的美国财政部冻结中国资产时的官方说法，指的是中方控制的香港公司或其他海外个人。而中国坚决反对这一说法，认为这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坚持要求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表述。

　　基辛格表示，自己在会前并未了解这一问题，回国后会与律师商讨，并保证这事不难解决。

　　第二个问题则没有商讨的余地。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定了三大外交方针：“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其中“另起炉灶”指的就是中国不承认旧政权与其他几个国家的任何外交关系和不平等条约。

　　然而，美国却一方面声称不会在法律上支持这些债务的赔偿请求，但又允许债券持有者继续提出索赔。

　　周总理直接指出，债务问题的重点是这些美国人究竟要向谁索赔，因为那些债券是蒋政府或大清政府发行的，而它们早已不存在。

　　基辛格尴尬一笑，半开玩笑地说，由于美国还不承认新中国，这些人只能向台湾当局提出诉讼。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元是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因此中国在多个外国银行储存了部分美元。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冻结了所有相关资产。1954年之后，中国与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要求归还被冻结的存款，这中间还包括1700万美元。

　　中国坚决要求将“第三国银行已归还的资产”排除在协议之外，但基辛格坚决反对。他表示，如果不将这部分资产纳入协议，赔偿比例可能会从40%降至22%，而国会是不会接受的。

　　基辛格强调，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由他与周总理直接商谈，接着他突然转变态度，表示“钱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的关系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对此，周总理表示愿意将1700万美元返还给美国，但不要通过原来的银行来转移，因为这些银行曾出于善意将钱返还给中国，现在再要求它们把钱转回美国实在不合适。

　　基辛格顺势表示可以直接将这笔钱交给美国政府，这样国会也无需单独审议这一款项。

　　然而，1973年11月到12月初，政治局会议上对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投降主义。此后，周恩来也受到了等人的强烈批评，导致之前几乎完成的资产赔偿方案未能最终落实。

　　紧接着，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继任总统。基辛格作为福特政府的国务卿，再一次访问中国，这次与进行会谈。指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根本不值得紧张，甚至表示“不解决也不会导致非常严重后果”。他还批评美国东亚事务的官员，认为他们在谈判中一味强调美国法律，实际上“美国的法律不能管中国”。

　　1975年11月，福特访华时，基辛格建议他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美资产问题，但福特并未就此展开对话，且在中美建交问题上态度强硬。毛主席幽默地批评他“净放空炮”。

　　两年后，卡特上台。卡特没有忘记解决这一问题，而是通过民间渠道开始试探中国的态度。

　　1977年1月，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洛克菲勒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面，并提出解决资产赔偿的建议。黄华则直言不讳，表示“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责任在美方”。尽管如此，这表明中国态度已有所软化。

　　不久后，卡特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会面，黄镇表示如果两国能够达成一揽子协议，资产问题就能够轻松解决。

　　很快，中方同意以一揽子解决方案，互相抵消中美两国的资产，这与1973年基辛格与周总理的初步协议基本一致，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1700万美元不包括在内。

　　然而，卡特仍面临两难局面：由于少了1700万美元，赔偿比例未能达到40%，国会显然不会接受。同时，中方并不愿意提高赔偿金额。

　　随着中美建交的临近，卡特陷入了深思。他最终决定将资产问题搁置一旁，先行推动建交进程。